工業強國夢：海爾總裁周云杰的信仰與堅持
站在“十四五”開局的新起點，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擘畫的發展藍圖，我國已經開啟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新篇章。
因此，2021年的全國“兩會”被外界解讀為意義非凡，人們都期待通過此次盛會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實現強國夢的“中國答案”。
作為來自企業界的人大代表，海爾集團總裁周云杰對工業強國夢有著自己的執著和理解。
在他看來，按照“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打造自主可控的供應鏈體系的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推進中國特色工業互聯網體系的建設，構建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互聯網，才能更好地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工業強國夢，打開中國引領全球的一個新窗口。
而這正是周云杰今年兩會提出的4份建議之一。
2021年2月23日，全國人大代表、海爾集團總裁周云杰（左）到平度征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調研企業在工業互聯網推進中遇到的問題
堅守初心：連續5年攜“網”上會
成為一名工程師，將所學的知識轉化成生產力。這曾是工科出身的周云杰最初的職業夢想。
歲月易逝，但初心不改。如今作為海爾集團總裁的他，這一夢想已在心中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并承擔了更多的產業責任，他更希望能夠通過建設工業互聯網搶占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的主導權。
早在2012年，海爾便率先開啟了工業互聯網的探索之路，通過對工廠的智能化、數字化建設打造互聯工廠，時至今日海爾已經在全球建設了17個互聯工廠，并基于這一體系打造了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平臺，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眾所周知，前三次工業革命都是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發起的，中國并未享受到太多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發展紅利，而工業互聯網被看作新一輪科技革新的重要引擎，全球產業界紛紛熱情追逐：美國的Predix、德國的MindSphere、日本的Connected Industries……
洞察了這一產業變局后，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周云杰已經連續5年建言工業互聯網，為持續推動這一領域的發展獻言獻策。2017年全國“兩會”，他建議支持工業互聯網平臺研發，推動傳統制造業向數字化轉型。2018年周云杰聚焦“明確平臺發展定位”，而不久后工信部便發文明確了“各有側重、協同集聚”的工業互聯網頂層設計。
時至2019年，周云杰再次建言工業互聯網，呼吁為工業互聯網數據筑起安全藩籬，化解企業后顧之憂。2020年，在企業復工復產的關鍵期，周云杰提出建議，結合“新基建”擴大創新應用，鼓勵企業共建平臺、上平臺、用平臺，加速工業產業生態升級。
對此，工信部專門回復指出，將通過完善政策規劃、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開展試點示范遴選、培育系統解決方案等舉措，推動工業互聯網高質量發展。
作為中國工業互聯網體系建設的見證者、實踐者、推動者，周云杰執著的背后，是堅定的初心。
“中國工業互聯網起步早、起點高。希望通過建言建議，持續推動工業互聯網發展，做大做強中國智造。”周云杰說。
充滿信心：源自卡奧斯實踐的底氣
信心源自實踐。
如今海爾卡奧斯已經成長為工業互聯網平臺領域的領軍企業，已經走出了一條“與大企業共建、小企業共享”的生態道路，持續為全球企業賦能，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
卡奧斯為陜西偉志打造的智能工廠
陜西偉志服飾是一家傳統制衣企業，企業發展中遇到了庫存高、環節長等痛點。憑借以用戶為中心的大規模定制模式，卡奧斯為偉志服飾成功打造了柔性化定制產線，使偉志服飾具備承接多品種、小批量訂單的能力，用戶定制訂單可隨時切入進行排產。
“對尺寸、面料、版式有個性化需求，用戶可以在平臺上和設計師互動，實現私人定制。”偉志服飾信息化部門負責人陳云雙說。
在生產流程方面，通過卡奧斯提供的一整套軟硬件的定制化開發和部署，偉志服飾的供應鏈協同水平大大提升。從接單、排產，到制版、備料，再到剪裁、縫紉、入庫發貨，整個業務流程實現了全流程數字化驅動和網絡化協同。
改造后，偉志服飾生產效率提高了25%，交貨周期也從25-30天縮短到10天，現已具備年產6萬套個性化定制服裝的能力，成功實現了從大規模制造向大規模定制的轉型。
同樣嘗到工業互聯網“甜頭”的企業還有很多。
在鏈系統領域的領軍企業青島征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海爾卡奧斯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業務系統規劃，利用各種信息化系統打通業務中的信息流。同時，卡奧斯還為征和制定了數字化工廠規劃，加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目前征和工業發展早也駛入快車道，2021年1月在深交所敲鐘上市。
如今，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已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的“雙跨”（跨行業、跨區域）平臺，鏈接企業近70萬家、服務企業6萬余家。
下定決心：做“中國特色”，創全球引領
“工業互聯網的生命力在于解決問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余曉暉說，“在助力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方面，工業互聯網發揮了積極作用，彰顯了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賦能的效果。”
應對疫情沖擊，美歐等發達國家采取激進經濟政策，但效果不明顯。海爾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已在美國GEA、歐洲Candy、新西蘭斐雪派克和日本三洋等地進行了多年試點。去年，在美國家電行業收入持續下滑背景下，海爾GEA實現超行業幾倍速逆勢高增，收入、利潤創新高。
周云杰說：“制勝法寶之一，是建立了用戶驅動的工業互聯網生態。這是卡奧斯的優勢，也是工業互聯網領域的中國特色。”
卡奧斯還在國際標準領域實現突破和引領，在IEC、ISO、IEEE三大國際標準組織主導制定大規模定制標準。卡奧斯共建歐洲聯邦云(GAIA-X)，作為中國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加入該項目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為中國發展贏得了全球話語權。
2020年，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增速同比增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主要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復蘇貢獻“中國力量”。
受疫情沖擊，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因素正在積聚。相關專家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的工業互聯網，是世界經濟迎接挑戰、逆勢破局的“中國良方”。
周云杰指出，近年來，我工業互聯網發展總體態勢良好，但也要看到，國內工業企業大多處于工業2.0至3.0階段，大量工業設備“聾啞”，缺少數字傳感器；大大小小工業互聯網平臺約500家，多而不強、難聯難通，極易走向“小而散”、低水平、重復建設；中、小企業上平臺、用平臺尚存顧慮。這些都是眼下需要解決的問題……
周云杰建議，推動平臺、網絡、安全等基礎共性標準的建設，推動行業、領域、解決方案等工業應用標準的建設，建立國家工業互聯網平臺開放聯盟和開源社區，鼓勵已經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本土化復制。
在周云杰看來，工業互聯網是互聯網的“下半場”，是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引領地位的突破口。
“群雄逐鹿，三年見分曉。中國搶占全球工業互聯網引領，時間窗口有限。要打好基礎，搶抓機遇，圍繞實體，做出特色，做強標準。中國的工業互聯網一定能引領世界。”周云杰說。
基于數字技術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即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或多服務一個客戶的邊際成本往往為零或接近零，最終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讓企業長期處于競爭優勢地位。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同時要求“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上又進一步強調，要主動應變、化危為機，深化結構性改革，以科技創新和數字化變革催生新的發展動能。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正逐步完善，企業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日益凸顯。面對新的發展形勢，尤其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對企業的邊界、內部組織、競爭優勢等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將推動創新模式發生重大變革。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從而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
數字技術推動創新要素流動機制變革
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及深度應用，對創新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引發了傳統要素流動機制的變革，助力創新效率大幅提升。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推動創新要素加速流動和精準匹配。通過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充分釋放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活力，實現深度合作的協同創新、融合創新已成為科技創新的新范式。
數字技術與創新融合可以打破創新各環節的界限，增進不同創新要素、創新主體之間的信息流動，降低要素供需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從而提高要素流動速度和配置效率。比如，我國新冠肺炎疫苗研發周期遠短于傳統研發周期，跑出“中國速度”，這一方面與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密不可分，同時也得益于數字技術在研發創新、數據收集、遠程協同等方面對研發流程的重構，從而在技術層面為大幅提高研發效率提供了支撐。
二是推動創新要素配置方式變革。數字化浪潮中一個明顯的趨勢即平臺的大量涌現，且已從消費領域延伸到生產及研發等各領域。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以提供生產服務、生活服務、科技創新等為主的平臺服務企業實現業務收入3193億元，同比增長24.9%，遠快于其他領域。有學者甚至認為，“數字化工作平臺已成為21世紀最主要的組織形式”。
數字化平臺為創新要素提供了信息與資源有效共享的機會，也為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工業互聯網平臺通過大量匯集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及信息，推動構建以需求為引領的高效協同創新機制，形成開放、靈活、快速以及貼近用戶的創新發展模式。
三是推動新型創新要素不斷涌現。信息化時代，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要素的屬性及組合方式，并持續催生新的資源要素和組合模式。其中，數據基礎性作用的日益顯現，逐漸成為一項新型核心要素。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并要求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又進一步提出，要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這使得企業創新發展面臨的要素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數據驅動型創新模式正在形成。
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
基于上述分析，在創新要素加速流動的數字化時代，企業要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深入開展數字化轉型，打造敏捷、快速決策、高績效的組織方式就顯得尤為必要。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已將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破解經濟持續增長乏力的有效手段。其中，德國率先提出“工業4.0”理念，美國則緊隨其后大力發展工業互聯網，我國也在總結前期發展“兩化融合”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動“互聯網+”在各個領域的融合滲透。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綜合性戰略任務，需要各個環節的協調配合、系統推進。然而，通過分析當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容發現，大部分企業主要將數字化技術應用于提高生產力、提升質量管理能力、降低生產運營成本、滿足定制化需求以及保障安全生產等方面，雖然一定程度上也帶動研發活動的數字化轉型，但往往是被動式的適應，而非以研發為導向的主動式調整。
據工信部兩化融合服務平臺統計，目前我國制造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已達到73%，但開展網絡化協同、服務型制造和個性化定制的企業比例分別僅為37.9%、27.9%和9.8%。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企業研發設計數字化僅是作為工具的低端數字化，而非與生產經營活動協同合作的高水平數字化，從而導致大部分企業數字化承接的仍是傳統生產要素，難以有效應對創新要素加速流動這一局面。比如，當前平臺匯集的高端要素往往集中于設計方面，而研發領域尚未能有效破題，致使企業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模式。
數字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基于數字技術的創新可以提高企業遏制模仿的能力，并且具有極強的規模效應，即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或多服務一個客戶的邊際成本往往為零或接近零，最終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讓企業長期處于競爭優勢地位。因此，企業應該進一步加快數字化轉型，加快探索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數字化驅動發展模式，為創新要素加速向企業集聚提供良好載體。
多措并舉推動政策環境優化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企業自身，但該項活動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政府部門除了強化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供給等方面的支持外，還需要不斷優化政策環境，助力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
一是轉變政策支持方向。圍繞數字化轉型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構建了較為健全的政策體系。但通過梳理2015年以來的政策發現，大部分扶持政策集中于生產、營銷領域，比如數字車間及智能工廠、工業互聯網平臺、遠程運維服務、電子商務等。因此，建議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中，強化對以研發創新為導向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形成有效政策引導。
二是創新政策推進策略。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來說不是技術的轉變，而是戰略的轉變，需要高層領導團隊采用新的文化、過程、結構和策略，這對企業家是一項重大考驗。因此，在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慮企業家群體特征以及政策執行落實的可行性，借鑒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從信息接收方、信息傳達方、信息內容、信息渠道等方面創新性、系統性地進行政策設計及實施。
三是開展標準體系建設。當前業界圍繞數字化轉型開展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制定工作，并總結了大量典型案例及應用場景，對規范企業數字化轉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指導作用。但與扶持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這方面針對企業創新領域的努力及成果較少。因此，建議在當前大力開展標準體系建設的背景下，加強企業研發創新環節數字化轉型標準體系建設，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為更多企業提供指導性框架。
四是完善市場運行機制。數字技術改變了傳統創新要素組合方式和流動交易規則，也催生了一批新型要素的出現。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因此，建議在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圍繞數字技術帶來的新變化，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完善要素交易規則和服務體系，提高要素配置的靈活性、科學性、協同性，構建起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
［白全民賈永飛作者單位：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山東省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所］
來源：新聞告示欄，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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